《货币论》的创作灵感源于一次回乡之旅。身为一位充满探索精神的经济学教师，我总是渴望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理论思考的养分。2020年8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我与妻子和女儿一同乘坐京沪高铁“复兴号”，女儿沉浸在音乐和二次函数习题的世界中，而我则随手翻阅着Friedman和Woodford的著作，试图从中找到互联网金融全球兴起的理论依据。然而，我发现了一个根本性的假设错误——金融中介不仅服务于公众，还与中央银行紧密相连，其资产池能轻松实现跨期和跨资产类别的补贴。因此，金融中介并非社会经济主体信用的简单加权平均。
在讨论过程中，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如果我们简化问题，将货币视为一种制度性现实存在，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限定真正有意义的货币交易？他们困惑地看着我，当我进一步解释说，如果我们把货币交易定义为货币与货币之间的交易，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货币理论将更加贴合现实世界。
另一个引发我们深思的问题是：货币政策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这源自我和刘学博士对20世纪90年代日本、2008年后美国和欧洲中央银行政策的探讨。我们讨论了三重野康在1990年的再贴现率上调政策是否恰当；伯南克与保尔森在2008年不救助雷曼兄弟却援助美国国际集团的决定是否明智；以及2020年美联储的平均通胀目标和无限额量化宽松政策对经济的实际效果是否显著。我们的讨论充满激情，作为教师的我在某些时刻难以说服作为合作者的学生。这是因为，面对颠覆性的议题，我们实际上是在挑战彼此根深蒂固的货币经济学“常识”与一系列不符合常识的“现象”之间的冲突。尽管多次辩论，我们最终在许多问题上达成共识。
首先，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我们认识到它通常是自下而上的，但在必要时也会呈现出自上而下的特征。中央银行主要扮演监督者和校正者的角色，而在金融中介主导的信用创造过程中，中央银行仅在发现货币交易出现梗阻时才介入。
其次，我们同意货币政策的超级中性观点。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关注货币增长和负债率，若货币增长主要由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发行驱动，那么在逻辑上，中央银行可能是资产泡沫化的始作俑者。然而，我们认为货币政策除了中性与非中性之外，还有一种名为“超级中性”的形态，即在实体经济实现货币配置最优化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导致的货币增量变化不会导致产出或物价变动，只会影响资产价格。
最后，我们一致认为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存在上下限。虽然2008年和2020年各国中央银行纷纷实施量化宽松和非常规货币政策，但我们怀疑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能否无限扩张。一方面，货币过度助推资产泡沫化可能削弱自身价值；另一方面，特定资产（如数字资产）价格过高可能导致其丧失流动性，成为收藏品而非流通货币。因此，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上限可能由资产泡沫化反噬货币价值的风险决定，而下限则可能由失去流动性的资产价格决定。
版权声明：文章收集整理于网络，作者：admin；如有侵权，请联系管理员删除；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caijishi.com/11846.html
